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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转载:官二代”的时代魔咒  

2010-06-08 14:59:57|  分类: 评古论今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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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,一定要清醒,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,肆无忌惮地通吃。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,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,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。更何况,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,是真正赢者,硬要通吃,最终最危险的,其实是这些人自己

  现在关于“二代”的说法很流行,有“富二代”,“贫二代”,还有“官二代”。其中,似乎“官二代”霉头最大,在网上几乎是骂声一片,跟弥漫的仇官氛围遥相呼应。

  现在的社会,各个社会阶层大体开始固定化,官员的后代,做官员要比平民子弟更加容易。平民子弟即使可以进入仕途,但在升迁方面,往往会碰到玻璃天花板。也有人观察到,近年落马的高级官员,大多为平民出身。而不断有新闻曝出来,某些官员的后代,凭借父兄的余荫,仕途顺利,早早地就坐上了处级甚至厅局级的交椅。“官二代”之所以遭人恨,其实原因有二,一是现在官员资源多占,声誉不佳,二是“官二代”的仕途,受到特别的照顾,不公平。

  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

  中国自秦汉以来,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,这是一个事实。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,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。通俗点说,就是做官就有一切,不做官就没有一切。但是同时,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,政务的操作者,国家的富强,社会的好坏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,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。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,这个制度,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,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,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。所以,历朝历代,官员的选拔,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。但是,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,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,做了官的人,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(当然包括后代)带来好处。

  两汉实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,原本实行状况良好。被推举的人,大多是优秀人才。但是,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,就出了问题。一来做高官的人,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。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,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,往往也会被人优待。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,似乎非常自然。二来,由于在制度上,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,对于被推荐的人而言,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,对他有知遇之恩。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,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,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,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,如果已经进入仕途,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。于是,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,越是高官,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,几代累积下来,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。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,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,弟子门生遍天下,所以,起兵的时候,居然一时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,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,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。吏部选拔,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。众所周知,这个阶段国家分裂,政治黑暗,主因就是官僚制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。

 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。我们知道,所谓科举制,就是考试取官。无论什么人,平民还是皇族,只要通过相关考试,就可以做官。其实,在科举时代,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待,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,而且有门荫制度,高官子弟,可以通过门荫,直接进入仕途。但是,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,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,凡是不从考试出身的官员,会被认为没有本事。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,被人看不起。而从门荫入仕的人,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,同样为人轻视。风气所及,即使是皇帝,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,所以,门荫出来的人,升迁也难。在这种情景下,即使高官子弟,只要有心走仕途,往往得走科举之途,真刀真枪考上。有人研究,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,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,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,另外一半,多是官宦子弟。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,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的不那么大,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。

  抢官的“官二代”成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

  现在中国的问题,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,国家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,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,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,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,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。即使是大学考试,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途,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。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之后,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,但到目前为止,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,而且进入公务员队伍,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径。改革后对进入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,随着“五大”毕业生(电大、职大、函大、夜大、自考)的出现,很快就形同虚设。而对海外留学生的优待,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去留学,混一个学位,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。 现在新生的“官二代”,有相当多的人,喜欢直接进入仕途,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,尽可能快地晋升到一定高度。这些抢官的“官二代”,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。

  其次,由于官本位的缘故,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,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,依然强固。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,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,无论做什么,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之内,都不言而喻地会得到人们的照顾。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,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,往往就会一路顺风,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。在改革初期,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,获取经济利益。这些人有的是官商,有的是私商,但无论官商私商,他们经商的轨迹,往往有权力的阴影。即使少数人真的如他们所说,上升或者致富,是由于自己的才干,由于大环境如是,依然难以令人口服心服。

 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,“富二代”和“官二代”不见得都是坏人,“贫二代”也不见得都是好人。但是,这样两种明显的不公平,加上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,必然使得“官二代”成为众矢之的。事实上,一些“官二代”疯狂抢夺资源(包括人事资源)的行为,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,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。跟平民相比,官员的后代,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,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,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,那么,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,是不言而喻的。

  政府不应强化“官本位”的传统

  虽然说,一个现代的国家,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,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。但是,在没有改变之前,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。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,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,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。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,因没有上升渠道,永沉下僚,因而心生怨恨。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,就是以国家之力,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,并严格执行。同时,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。

  当下,存在一种相当危险的思想倾向,即在官员选拔中,引入所谓世袭的政治可靠的因素,人为地在官员选拔中,划分出莫须有的“自己人”界限。这种倾向,如果不是某些势力刻意为“官二代”进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势的话,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级糊涂。这样做,事实上在“官二代”和平民之间,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,除了激化“官二代”和民众的矛盾,让仇官情绪更加高涨,没有任何好处。

  一般来说,即使在传统王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,民众的仇官情绪依然存在。人们仇官,但同时也羡官。既仇恨权力,又羡慕权力。这是官本位社会必然的伴生产品。但是,如果从根本上根绝了平民上升的渠道,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官,或者很难变成官员,那么,平民的仇官,就会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,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。这样的力量一旦产生,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天下就不太平了。所以,无论如何,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,一定要清醒,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,肆无忌惮地通吃。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,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,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。更何况,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,是真正赢者,硬要通吃,最终最危险的,其实是这些人自己。“官二代”身上的魔咒,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解开,如果不思开解,麻烦很大。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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